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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：从“单独二孩”到“全面二孩”。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，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“单独二孩”政策。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，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》修订为“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”。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，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，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，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“计划生育”名称。

此前消息显示，宁德时代获得来自德国宝马集团（以下简称“宝马”）40亿欧元采购计划的定点信。宝马汽车将从宁德时代采购约40亿欧元动力电池。该合同将分为两大订单，一个是从中国工厂采购的电池订单，金额约25亿欧元；另一个是从宁德时代德国工厂采购电池的订单，金额约15亿欧元。

当地时间5日，WHO宣布国际社会已启动了一项6.75亿美元的战略准备和响应计划（SPRP），提出在未来三个月中国际卫生组织应当实施的公共卫生优先举措。WHO媒体关系联络官雅沙雷维奇（Tarik Jašarević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限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，特别是在那些一旦爆发后最脆弱的国家。此外，还有要及早识别、隔离和照料患者，交流重大风险和事件信息、降低社会和经济影响、减少从动物而来的病毒传播，以及关键性的未知因素等。

为什么不生？——生育基础削弱、生育成本约束。1）生育理论：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，再到成本约束。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，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：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，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。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，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。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，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，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，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。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，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，低于意愿生育水平。2）晚婚晚育、单身丁克、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。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，离婚率持续攀升；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，1990-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.1岁推迟至26.3岁，主要初育年龄从20-27岁推迟到22-29岁。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，“剩女”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，学历越高“剩下”的概率越大。此外，丁克家庭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。3）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、养老负担、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，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。房价快速攀升，2004-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%增至44%；教育成本明显攀升，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，1997-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%降至44%。医疗费用持续上升，1995-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.4倍。“四二一”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。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，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。

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的苏州市，境内河流纵横，湖泊众多，是著名的江南水乡，其以“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、史迹名园”为独特风貌，是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坐落于苏州城东的，是被誉为“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”的苏州工业园区，园内聚集科技企业超5，000家，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凌志软件”）也是其中之一。

“两大行动”将蓄势而发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。“从座谈会看，国企改革进入由虚向实新阶段，从‘练嘴’到‘撸袖’、从‘满把抓’到‘一指破’的转折已经到来。”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，四季度，混改和双百企业“两大行动”将蓄势而发，为2019年国企改革大年酝酿新突破。